陈德铭谈中国“入世”制度性开放带来经济大发展

我非常高兴能出席这么一个实质性的，面对面的讲课，因为很多时候包括我现在给学生们讲课都是网上，特别给南南学院的学生讲课，因为非洲的信息不通。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朋友，大家身心健康的在讨论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么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所以我的发言重点想讲一下我们制度性开放的成功选择。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入世是制度性开放的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整整20年了，评价这20年的成就，无论是国内经济发展还是全球化的演进，怎么也不为过。我们展望未来的20年，即便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和气候变化的灾难，人们也仍然充满着信心。然而在我看来，入世20年最成功的是中国为开放奠定了制度，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我们的改革开放大概经过了两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我们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随后我们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探索。

到了2001年12月我们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多边贸易机构的要求和我们自行探索20多年的经验，我们清理了2000多个将近3000个中央政府和部门的法规性文件，部门的规章。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法规大概有19万左右进行了清理、修改、补充，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开放是进入了一个制度性的阶段，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我们的政策就容易朝令夕改，各地的执行也会宽严不一，跨国贸易的公司、企业，是难以对中国趋之若鹜的，更不可能得到WTO大部分成员对我们的肯定和认可。所以制度性开放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以后对外开放的一个战略选择和成功的经验。这是我一个个人看法，就中国最后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须跟世界的大势结合起来，必须要走制度性开放，这样的道路改革才不会倒退，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的发挥。

第二，我想讲一下依法治国的制度性开放我们新的选择。十八大以来由于国内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中国进入和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或者说我们叫新的阶段。依法治国中间，高水平的开放决心不会变，这是习近平同志最近反复在各种会议上强调的。既然高水平的水平不变，还要继续下去，而这种高水平的开放就涉及到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世界郑重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应该是可操作的，可检查的，是取信于国际社会。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定是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依法治国、高度开放毋庸置疑的。但是关键我们制度设置的开放度，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制度和我们发展阶段，又要顺应世界大势和全球化趋势。

刚刚闭幕的第四届进口博览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红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他们共同发布了一个世界开放报告，这个报告把各国的开放列为一个指数，报告表明中国的开放指数是0.74，也就是74%，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而发达国家的开放指数至少是在0.75以上，所以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崛起，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提高高水平的开放，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帕累托改进的势在必行的路线，也就是说你政策的出台，有利于你发展的政策，不能去损害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经常讲叫帕累托改进。20年的发展，我们不仅进出口居于世界第一，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的第二，而且我们14亿人口的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金。在这样的同时也表明，中国短期迅速的发展，劳动力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也在攀升，所以加工贸易中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技术的要素，因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它会逐步向其他地方转移。中国会逐渐很可能走向中间品出口和自由品牌出口为主的一个出口大国。

由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又会使我们的消费增加，所以也会引起很多进口商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所以未来的进口也是会增加的。服务贸易当然是双重都会增加，但是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服务业贸易的盈余，或者说逆差会逐步达到平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世界经济经验的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总的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总的对外贸易进出口达到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警惕我们劳动力陷井，而且要把研究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当我们现在巨大顺差的时候，那就说明中国劳动力的就业比外面要充分一点，当我们贸易基本平衡的时候，劳动力的陷井问题我们就要注意。事实上这一两年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在中央提出六稳里面第一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各地领取救济金的失业比例也是在增加。所以贸易问题我们要看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开放和世界大势给我们的允许程度之间要找到一个开放度的问题。

第三，顺应世界大势的外生环境对我们的约束。因为有鉴于现在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的一系列压缩、制裁，甚至于挑衅，我们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提出了经济的新格局，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相促进，和任何一个大国一样，中国从新中国建国到现在，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国内大循环为主的。但是我们的结构，我们的特点也有和许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做分析的。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年年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平衡的，但是总供给中包含着我们的进口，总需求中包含着出口。因为我们的进出口连续多年都是顺差大概有几千亿美元的顺差，所以我们要看到一旦如果我们的出口受阻，我们国内就会出现产能过剩，我们劳动力的就业就会受到困难和挑战，我们内循环也会受到一定阻力的影响。这是从进出口跟总供给、总需求的关系来讲。

如果从国内的消费结构来看，我们消费里面的投资消费长期高于我们老百姓的消费，要高出几个百分点，大概一般在5到6个百分点。根据世界清算银行（BIS）公布的中国负债占中国GDP的比例来讲，我们负债已经很高了，尤其是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这是长期难以持久的，一旦投资失误，贷款违约发生，我们的系统性风险就会离我们很近，我们要高度的警惕。

但是我们如果要提高在总需求中间消费逐步高于投资，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分配，涉及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所以这是一个长期战略的设计，而不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从内外循环的关系来看，我们要保持以内循环为主，我们的大豆、橡胶、奶制品、肉制品，甚至钾肥的进口，我们的铁矿砂、铜铝矿、锂、钴、锆等原料的进口，我们石油、天然气和动力煤的进口，高档的仪器设备和芯片的进口等等，我们每年要为此支付上万亿的美元，而且在我们换汇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支付美元的同时，有大量的出口给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我们出口中间，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分布，我们也有15%，甚至到20%的进口品。我们大量的出口里面，甚至一件女士的服装上面装修的一些小饰件，外商指定用哪些国家，我们还是有少量进口。所以我们的出口里面也隐含着中间品的进口，这是全球价值链分布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综上所述，所以中国的内外循环是相互依存的，密不可分的，要保持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也必须保持高水平的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才能打破美国和西方的脱钩的企图，维护我们外部环境的畅通与便捷。尽管最近中美等67个国家在WTO达成了服务贸易领域的一个协议，但是总体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尚未完全的恢复，区域协议仍然是中国制度性开放一个战略的选择。RCEP明年元月就要生效了，CAI因为欧洲议会的原因，我们在等待他们理性的回归。CPTPP和DEPA，中国已经正式提出的申请，但是加入CPTPP也还是有相当的困难，格拉斯哥的COP26会上，中国又提出高于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就是NDC的版本，我们高了一点点。所有这些都是开放很重要的表现，但是这些申请或者达成的协议，正式的落实，它既会推动中国进一步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但是又使我们面临着法律层面的制度性开放的一个困难和挑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应对，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而且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制度性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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