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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新闻

我院与南非国际问题研究院合作举办“重塑多边贸易合作对话”

    2015410日和411日,“重塑多边贸易合作对话”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行政楼222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学术活动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联合主办。本次会议是由世界银行资助的研究项目系列会议的一站。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Peter Draper美国Cordell Hull研究院研究员Dick Cunningham欧盟大学研究院教授Bernard Hoekman,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主任Deborah Elms,日本外交部经济事务局副局长Tomochika Uyama,东京大学教授Junji Nakagawa,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Chul Chung,巴西FGV教授Vera Thorstensen,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教授Anwarul Hoda,新加坡管理大学高树超教授,孟加拉国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学家Mustafizur Rahman,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盛斌,南开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赵龙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江清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研究员卢先堃等国内外嘉宾参加了会议。 会议围绕“重塑多边贸易合作”的主题全面展开,包含主旨演讲、WTO后巴厘工作计划非农市场准入谈判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TISA巨型区域贸易安排以及对WTO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对贸易治理的启示”等六个环节。专家们发言精彩,见解深刻,讨论热烈。 主旨演讲中孙振宇指出2015年对于WTO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中国进行区域贸易谈判并不代表中国不重视WTO,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去。此外,他认为,中国加入TPP的效果会和中国加入WTO类似,因此美国应该同中国合作。Dick Cunningham认为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和美国,需要建立共同利益点而不是增加冲突。他强调,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是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设立的,与以往非常不同,所以仍持有乐观的态度。王勇同样对多哈谈判持有积极的态度。他指出WTO本质是成员驱动型的,因此新兴国家没有获得公平的要价条件时,谈判就很容易陷入僵局。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对外贸易上的态度是与国内改革息息相关的。
    在有关
WTO后巴厘工作计划的讨论中,Mustafizur Rahman重点提及了贸易便利化问题,并且从以孟加拉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分析了贸易的利益和成本。盛斌则提出了相对保守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不能够对目前早期收获的成果抱着过度乐观的态度,因为还有许多谈判的问题仍待解决,尤其是一些新议题。Tomochika Uyama指出,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多哈回合不是非常理想。他认为,一方面规则制定过程与实现过程中存在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多哈回合中也没有特定组织就投资进行磋商。WTO依旧是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心骨。他还认为,TPP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有稍许不同,且和WTO没有直接的关联。Vera Thorstensen表示,金融危机并未真正结束。她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尝试建立新的金融中心,例如目前正在筹建的AIIB,那么是否我们可以把一些受到广泛关注的新议题加入到WTO谈判中呢?
    在有关
非农市场准入谈判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中,Anwarul Hoda认为需要设立一个针对NAMA的讨论议程。其中,应该包含NAMA提案对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考虑和利益,瑞士公式(Swiss Formula),关税和平削减以及灵活性等问题。他指出,发达国家总是在指责主要发展中国家,敦促他们在NAMA中作出更大的努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只是想避免出现由自己全面让步的情况。他还指出,多哈回合之后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回合来讨论最惠国关税问题,尤其是针对非农产品。这样可以有效削减对未参加区域协定的国家的负面效应。Dick Cunningham一方面从美国的角度陈述了关税削减问题,指出美国并没有很多热情参与多哈回合和非农产品关税减让。另一方面,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全球贸易体制中的趋势是统一向巨型区域贸易转移。屠新泉则对中国与NAMA谈判的关系进行了全面阐述。他指出,中国在NAMA谈判中一直较为保守,并且拒绝参加部门级的倡议。其背后有双重原因。中国较为保守是因为中国已经做出了很大减让——约束关税和适用关税中并没有差额,中国在一些部门的赤字让我们不得不考虑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他还指出,中国对瑞士公式非常关心,中国可以通过降低真是关税和名义关税之差来作进一步努力。 在有关TISA的讨论中,石静霞对TiSA谈判的发展以及中国申请加入TiSA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概述。TiSA谈判成立的主要原因是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逐渐增加,而现有的谈判成果不能满足服务贸易发展的需要。TiSA谈判中一半是发展中国家,这也成为TiSA挑战的来源。她认为,TiSA不应该将多边贸易体系和GATS 排除在外。另外,中国应该在TiSA中有一席之地。不仅对中国和美国的服务贸易有利,同样对多边贸易体系也十分有利。Bernard Hoekman则认为TiSA的产生主要是WTO失败的结果。TiSA 有很好的基础,因为许多国家之间都有涵盖服务贸易的特惠贸易协定(PTAs)。但是,他指出TiSA的未来还将面临很多问题。一是,许多能够给服务贸易谈判提供机会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均为加入TiSATiSA需要考虑GPA的前车之鉴。二是TiSA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歧视?三是TiSA能否多边化?又如何多边化?是否到了最后缺乏有效动力——例如将中国排除在外最终不得已多边化。最后,他指出,缺乏透明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谈判将WTO秘书处完全排除在外。
     在有关巨型区域贸易安排及其对
WTO的影响的讨论中,高树超首先分析了国际经贸规则的融合与合作问题,认为协调争端解决机制是促进国际规则合作的良好开端。随后, Vera Thorstensen介绍了区域经贸合作的不同形态及其对WTO的影响。结合巴西本国的发展情况,她谈及全球价值链与多边合作机制的融合将推动世界进入高标准规则的WTO2.0时代。Junji Nakagawa认为即将达成的TPP协议势必成为今后区域协定的参考范本,预测协议达成后还会有更多的新成员加入。最后,江清云总结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区域合作,推动WTO多边协调机制的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在有关全球价值链及对贸易治理的启示的讨论中,
Bernard Hoekman分别从国内政策应对、政府顶层设计、贸易便利化、供应链管理、贸易政策协调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所带来的新要求和挑战。紧接着,张建平强调两个标准,即国际经贸合作所要求的自由化标准和技术标准同等重要,发展中国家不能忽视自由化标准。此外,他还主张,关注发展问题而非一味强调高标准的亚太自贸区将会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
    最后,
我院院长屠新泉主持此次圆桌对话的闭幕环节,对到场的到会嘉宾表示感谢。本次学术活动气氛活跃,嘉宾们充分交流意见、碰撞思想、贡献智慧。针对热点问题,嘉宾们多次展开激烈的讨论。此次会议形成很多好观点,收到了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