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NITIS）成立大会嘉宾观点摘要

2021年7月2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成立大会。会议由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秘书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主持。现将各位发言嘉宾的主要讲话内容摘要如下（未经审阅，请勿引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夏文斌校长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成立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的重要意义，希望研究网络的成立能够在三个方面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第一，能够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包括全国的全球经贸治理、全球治理领域的人才培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二，能够帮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包括国内相关的高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好更大的作用。第三，通过这个研究网络，能够帮助、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立足中国大地，融通中外，更好地提升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进一步服务国家战略。

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总顾问、中国前驻WTO大使、WTO前副总干事易小准指出，研究网络成立的目的是在学界、政策实践界和谈判前线之间搭建一个平台，以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国内学者们虽然专业能力很强，但离一线的谈判太远，无从去了解这些谈判出现的最新问题、最新进展，而且也难以把握谈判的大趋势是什么，对多边谈判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对哪些议题有望近期取得进展缺乏研判，进而难以摸清中国的谈判底线、各方的立场差距等现实问题；二是国内学者们不是很了解中方在这些谈判里需要他们提供哪些方面的技术支持、需要他们做哪些方面的研究，如何将对外的多双边谈判和国内的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结合起来，特别是需要掌握贸易谈判后面的企业利益，了解中国的企业对这些谈判有些什么样的诉求？三是在国际讨论中缺乏中国学者的发声。国际上的这些讨论往往跟一线的谈判跟得非常紧，但缺乏中国学者的参与，目前国际舞台上比较活跃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基本都是欧美的，他们来讲中国的故事要比我们了解的少得多，即使他们对我们比较友好，想要客观，也很难像我们这样了解中国的国情。通过搭建研究网络，能够将国内专家学者与在日内瓦的一线谈判者和学者型官员、以及商务部政研室、世贸司、国际司等政府机构连结起来，促使国内专家学者更有针对性、有的放矢地做一些能够服务于一线谈判进展最迅速的议题的研究，相关成果可以转送给商务部或者政府其他相关部门，转送到在前方的驻WTO代表团，供他们去参考。同时，研究网络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可以比较及时地把了解到的前方谈判的最新进展，比如G20、APEC等国际平台讨论的一些热点题目转达给国内专家学者，使国内的学术研究能够较快地跟上国际上的节奏。

易大使还提到，第一，研究网络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其定位是各个院校、各个智库之间搭建的平台，向所有的专家和学者开放，我们欢迎大家利用好这样一个平台，来提高国内的研究水平，也加强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传播力。第二，研究网络的中文名称是“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但这个名称稍微有点笼统，其英文名称更加具体，叫“Network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ystem”，简称NITIS。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内容不光是贸易，也包括投资。主要原因有：一是在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投资和贸易其实已经是分不开的；二是因为中国牵头推动了投资便利化议题的谈判，现在进展非常迅速，而且有望最先取得成功，所以未来投资的议题进入多边贸易体制应该是一个大概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英文里把“投资”放到这个网络的名称里。第三，研究网络是服务型的，我们其实是为所有专家去服务，也希望把每个专家不同的研究成果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分享，这样使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的专家、学者、官员、企业界都能够从中受益。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在在线致辞中对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的正式启动表示祝贺和关切，建议请专家学者们重点关注当前全球经贸治理缺失的症结所在及其重点、难点，为基于规则的全球化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出谋献策，提出一些破题的方案，供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国探讨。陈德铭部长认为，当前世界尽管纷乱复杂，但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然而由于全球经贸治理的缺失，全球经济正逼近于一个危机阶段。倘若全球不能达成一个公正的、有效的多边治理规则，那么二战以后人类社会所出现的进步和繁荣将会倒退，甚至还会丧失。因此研究网络应包容吸纳社会各界的研究学者，也应包容吸纳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共同向全球发出加强全球经贸治理的强烈愿望。

WTO副总干事张向晨在在线致辞中对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的成立表示非常支持。他指出，中国在全球经贸治理方面的研究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加入WTO之前和之后，我们也培养了大量人才，特别是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科建设很多都与经贸治理、经贸组织相关。而且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建立了很多和学界的联系，比如我们参加ITA的谈判得到了学界的支持，上海WTO中心给我们做的分析与谈判是很接近的。我们在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成为了一个世界的公共产品，这都是对世界的贡献。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有不少距离，最大的感受是缺乏后方智力的支持，这个有历史原因，例如我们的积累还是有限的；也有体制原因，有些谈判的信息不能比较透明，学者得不到信息，就难以参与到前线谈判相关的研究。建立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恰恰能够将与全球经贸治理有关的人士、组织、学界、政界凝聚起来，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就会很大地提升我们整体的全球经贸治理研究水平。

张向晨副总干事还提到，目前WTO处在一个转折点，应往哪里去？大家都在集思广益。我现在负责WTO与发展有关的一些工作，其中有KMD（Knowledge Management Innovation），这个司负责和全球学术组织进行联系，它也是一个全球网络，我觉得和我们正在发起的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可以很好地合作，并且我们的这个研究网络可以和全球的研究网络连接起来，和国际上大家正在讨论的问题接轨。目前中国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除了进行一些跟踪研究以外，也应该有些创新研究、引领研究，需要在WTO基本的原则和框架下来寻找未来全球经贸治理发展的出路。

中国驻WTO大使李成钢在在线致辞中代表中国驻WTO代表团祝贺研究网络的成立，期待在研究网络的支持下，我国参与全球经贸治理的相关工作能够取得更好的进展。李成钢大使介绍了WTO当前的最新情况，尤其是今年要举行的第12次部长级会议的准备工作。李大使还提出了期待研究网络未来支撑谈判前线的研究重点方向和问题。

中国WTO研究会会长崇泉在致辞中代表中国WTO研究会热烈祝贺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正式成立，并发表相关观点。第一，WTO改革是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需要各方广泛参与，为企业、为政府服务。第二，当前全球经贸治理面临的难点与症结是中美关系，无论是从政治、外交、军事、尤其是经济层面，所有问题都离不开中美关系。WTO改革也面临这个重大问题，WTO改革能不能成功、下一步怎么做，实际上取决于中美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点，能不能互相妥协。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以说，在WTO改革里边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我们应该要从政治上来考虑这个问题，要从战略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能光从技术上或者经贸利益来考虑。第四，建议对资料整理、历史了解要开展一些更好的工作。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少刚在致辞中代表中国贸促会对研究网络的成立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发表相关观点：第一，贸促会是中国的企业之家，会员超过27万。最近这十年来，参加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成为贸促会带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的一个主要工作内容，我国的工商界对于全球治理是越来越关心、越来越重视，因为企业才真正是全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这些年，我们企业参加全球治理的热情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强，程度越来越深。2020年，总书记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希望工商界要作开放发展的推动者，创新增长的探索者，互利共赢的合作者，社会责任的践行者，这也就是对我们国家的工商界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了根本的要求和遵循。第二，工商界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来越机制化。如APEC、G20、金砖会议，除了官方的各国领导人会议和下设的部长级会议，一定有一条平行线是企业参加的。B20也是跟G20相伴相生、同步运作的。今年上半年，G20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反而B20有很大的动作。这就说明，包括工商界的各界对于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关注，利益的关联也日益深入。第三，对于如何从工商界的角度去看待全球治理，我想分享几个想法：一是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程度日益深入，积极性越来越高，规格也越来越高。以今年的B20参与为例，意大利在B20机制下成立了8个委员会，中方在7个委员会里当上了副主席，我们对各个议题的把控基本上实现全覆盖，我们的影响力在每一个领域都能得到体现。二是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效越来越显著，配合政府积极发声。在全球治理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工商界始终高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旗帜，始终坚定地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在世界上确实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在疫情背景下，工商界提出了一些既符合中国工商界利益、又符合全球抗疫合作的一些主张。比如呼吁保持市场开放、边境开放，保持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加强中小企业融资，减少贸易壁垒，对PPE产品进行减免税，这些对全球抗疫合作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也在全球工商界参与经济治理中赢得了尊重和好评。三是中国工商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工商界的参与最终是跟领导人的会议成果相连的，在G20、B20后基本上要形成一份工商界政策建议，将其浓缩以后形成一封致领导人的信，有可能影响全球的政策走向。近些年来，诸如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政府补贴、数据跨境流动问题，往往第一枪是在工商界打响的。所以即使是工商界，也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四是工商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迫切需要加强，确实是需要理论上有所指导，也迫切需要研究机构能给工商界提供一些论据。下一阶段特别希望研究网络能够跟中国工商界分享你们的研究成果，也特别希望能够给中国工商界提供更多的关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培训，提高我们企业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杨正位在发言中提出，将政商学研各个方面的力量通过研究网络对接起来，对于研究国际经贸治理的前沿问题的作用和意义非常重大。第一，入世20年给我们创造了稳定、可预期、透明的国际环境；使我们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对内的开放发展理念，对外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二是有关国际经贸治理的“内”“外”问题。从治理来说，国际经验、国际规则我们要学，而国际上也在借鉴我们的一些治理模式、治理方法，“内”“外”是相互借鉴和适应的。第三，百年变局下涉及的很多问题表面是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像中美关系问题，都是完全分不开的。所以，研究的题目确实要前沿，下一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商务部世贸司谈判副专员汪震在发言中指出：第一，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确有必要。第二，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恰逢其时。第三，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大有可为。WTO改革是一个涉及内容众多、领域宽广、利益复杂、内容敏感的进程，有一些前沿的议题超出了传统经贸议题的范畴，包括有一些是多哈回合的遗留问题如农业发展问题；有一些是涉及到WTO的运行，比如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高机构的效率、透明度等等；还有一些是随着国际贸易的模式变化新出现的，比如电子商务、投资便利化、中小微企业；还有一些是体制性的，比如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随着改革的讨论不断深入，我们非常需要专家对于这些议题进行客观、准确的研究分析，协助政府部门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我们作为商务部具体从事世贸组织工作的单位，世贸司愿意为研究网络提供支持，也愿意与世贸研究会和其他各个机构加强合作，与各位专家保持定期沟通，为大家竭诚服务，共同做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工作。

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总顾问易小准在发言中提到了三方面观点：第一，今年在座所有的专家们可能要关注三件大事，一个是中国加入WTO 20周年，这是我们中国的大事、全世界的大事，也是WTO里面绕不开的一件大事，这个事情一定会引起国际上广泛的和从不同角度的讨论。第二，今年11月份WTO要对中国进行三年一次的对华贸易政策审议，这个贸易政策审议一定会非常严苛地审视我们，我们要对它特别关注。我们每一位专家和学者要想好怎么把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通过我们的嘴讲出去。第三，今年要召开WTO第12次部长级会议，这会对中国非常重要，它取得了成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说失败了，可以想像会有一些成员说责任就是中国，是因为中国在其中没有发挥好作用，所以多边贸易体制已经停摆了、不能运转了，谈判功能已经丧失了。我们这些专家学者们对这些都要提前做好功课。

我简单讲几点看法。第一，从战略层面，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WTO？我一个非常清楚的理念是，中国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其实跟这一整套的多边贸易规则是分不开的，跟一个强有力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分不开的。中国如果还想在今后继续能够和平崛起，没有这样一个多边体制的保障是毫无可能性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一定是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非常有权威的，而且非常高效的多边贸易体制。第二，我们把多边贸易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这一选择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选对了方向，我们赢得了20年、30年的快速发展期。今后我们应该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向去走，现在我们面临的困难无非就是外面的一些势力对我们围追堵截，不希望我们发展，不希望我们在多边体制里面发挥作用，那你怎么去突围？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开放，你想跟我脱钩，我让你脱不了；你想把我堵在门外，但是我因为开放，我就在里面。只有这样的办法是最适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最适合我们的发展，也能够让我们赢得更多的朋友、更广泛的支持。第三，现在WTO面临的最大一个困境是“领导力真空”。在GATT时代，美国是无人置疑的绝对领导者，历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起的一定是美国，结束谈判的推动者一定是美国。但是现在WTO出现了领导力真空。美国从特朗普政府开始说要退出。即使现在拜登政府没有退出，但是也没有表现出领导的意愿。多边贸易治理的过程其实是从G1到G2，到G4，到G6，但现在是G0。我们如何去引领WTO继续往前走？是让WTO这条船随波逐流，还是我们应该继续想办法使这个船能继续载着我们全人类往前走，能够继续发展。这是我们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责任。我们现在要在WTO里面寻求集体领导，中国是其中的一极。但集体领导是最难的，最容易的领导是G1。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其实处于一个很有利的地位，我们的贸易量这么大，我们的说话现在份量越来越重。而且我们中国的理念，我们寻求的是共赢，我们希望大家都成功、都发展。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会看到全球治理体系有一个新的格局，就是共治、共享、共赢。但是这样一个局面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要有一个磨合，而且应该是最难的一种治理模式。我们要有一些大的思维，要有一些公共产品，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让大家都有水吃。这是我们中国面临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同时也是各位专家学者要共同想办法解决的。特别是未来我们能够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哪些公共产品，这是核心。我希望和专家学者们一起发掘这一块，我们能够为多边贸易体制、为发展中国家、为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提供哪些公共产品，让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建设性的、积极的、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只有合作才能在WTO里共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副院长应品广在发言中表示，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将共同地全力使这个网络成为国内学者非常好的平台。在今年下半年，我们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合作，围绕今年WTO层面的一些重点议题，包括中国入世20周年、贸易政策审议、第12次部长级会议等重要议题，举办一些学术研讨会。这也是积极传播中国学者的声音，扩大中国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陈卫东教授在发言中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面临的困境发表看法。目前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因为美国持续反对上诉机构法官的选任而停摆。拜登政府上任以后，并没有对是否恢复上诉机构明确表达态度和观点。从客观上来看，上诉机构的危机因美国而起，它的改革也取决于美国的政治意愿。目前中国、欧盟对上诉机构提出的改革建议，并没有触及到美国对上诉机构的核心批评，也就是关于上诉机构越权的问题，预计美国也很难通过其他程序性改革就恢复上诉机构作出表态。在这样一个态势下，我们预计会面对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没有上诉机构的争端解决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成员间争端解决至少面临下列四种可能：第一种就是在专家组阶段，败诉当事方不予上诉。第二种可是争端当事方事先或事后达成了不上诉的协议，在专家组作出报告后均不上诉，这也可以由DSB来通过专家组报告。第三种可能是专家组报告作出后，既没有被上诉，又没有被DSB通过，处于一种效力未定的协议，但它也有可能对未来的规则谈判产生影响。第四种是一部分成员，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已经达成一个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通过MPIA的仲裁来发挥二审的职能。在这个机制下，专家组报告和作为上诉的仲裁裁决无需DSB通过而具有约束力，但是它的前提取决于当事双方接受这个仲裁机制。美国没有参加MPIA，所以针对WTO的贸易争端，目前美国的做法是一旦在专家组败诉就故意上诉，而使专家组报告无法通过，也就是以上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在至少三起案件中提出了上诉，让案子悬而未决。这种做法限缩了中美之间管控贸易争端的方式和手段，不利于解决中美贸易战、制裁反制裁的问题，也不利于中美恢复稳定正常的经贸关系。对于MPIA来说，截至到目前，我们在WTO有21起未决案件，其中我们起诉9起，被诉12起，目前有可能与参与成员诉诸MPIA的案件有6起，包括与欧盟、加拿大和巴西各一起，与澳大利亚3起。中国和其他成员在MPIA的实践会对我们如何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最后谈谈多维度地开展对美法律战的问题。即使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目前来看，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仍然维持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经贸政策，中美两国围绕经贸问题磕磕绊绊、打打谈谈的态势仍可能长期存在。下一步我们要深入研究的就是要及时跟踪中国对美法律战的后续实践，着重对中国如何积极运用WTO起诉和反制措施多维度地开展对美法律战提出具体的思路和建议，其中比较重要的核心问题包括：WTO体制下美国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华贸易制裁及应对，WTO体制下美国以香港自治问题为借口取消香港特殊贸易地位及其应对，中国对美国反制措施的国内立法和执行措施的构建和完善，以及从宏观层面来说，妥善地管控大国间经贸摩擦机制的构想。

日内瓦莱科中心主任卢先堃在在线发言就WTO改革提出几点看法。第一，当前全球经贸治理框架和多边贸易体制都处于转折点，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在WTO中的作用也完全不同，WTO改革的焦点问题围绕中国也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的发展日新月异，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看法也在发生一些深刻的变化。WTO规则在中国发展中的基本定位，中国下一步的长期发展，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还是迫切需要多边的稳定环境，也需要多边规则，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在WTO多个改革方案建议中都提出WTO要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成立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是特别有必要的，能够加强国内学者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在多边贸易体制方面加强研究怎么发挥其在中国下一步发展中的作用特别重要。第二，无论是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他们在WTO多边规则中的政商学密切合作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也是一个规律。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协会、学界、研究机构相互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合作，甚至在人员流动上会有旋转门的作用，这也是他们能发挥研究作用的重要支撑点，无论是美国、欧盟、印度、巴西等都是如此。尤其是背后有学界的强大智力支撑。例如美国最近在推动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主导多边经贸规则的制定，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传递出这个信号，美国、欧盟的一系列智库不断推出新的概念，都在为这个理论提供学界的智力支撑。易大使牵头成立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适逢其时，在当前这种多边环境和国内改革发展需要，尤其中国在WTO改革面临这么多挑战的情况下，一定能够整合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源，发挥他们之间的协同作用，才能够为中国下一步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引领作用发挥有效的智力支撑。我现在日内瓦还是从事多边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也愿意和大家保持沟通，发挥桥梁作用，希望把日内瓦一线发展的新变化有效传递进国内，也能把国内的声音带出来，带到日内瓦，这方面现在还是比较缺少的，中国的声音还比较少。今后愿意和大家保持沟通，谢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赵龙跃对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表示大力支持。他分析了当前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如何能处理好基本原则、长远目标和目前面临的困难的关系。WTO特别强调的是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这肯定面临一些效率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要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现在特别是欧盟有一些专家提出来要用诸边协定来推进下一步WTO的改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诸边协定能不能确实保护好WTO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我们中国如果是参与或者同意、支持诸边协定的时候，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在权利义务平衡方面的担心。第二个关系，我们中国在提出WTO改革方案的时候，如何注意平衡总体方案的原则与具体方案原则的一致性、连续性。有时候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方案确实很有效，但是否与长远、长期是一致的？第三个关系，现在虽然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话语权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要重点讲好世界人民关心的故事。如果我们太多地讲中国的故事，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的作用，而我们要更多地、花更大的精力讲好世界人民关心的故事，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纪文华教授在发言中谈到，第一，当下WTO也好、国际经贸治理体系也好，确实面临很大的挑战，要改变这种挑战，就是要进行一些改革。中国肯定是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坚持多边贸易体系，这个方向是很明确的。下一步我们怎么继续参与像WTO改革这种非常重大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进程之中呢？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立新，二是改旧。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也都在想推一些新议题，同时想改变旧规则，大家的方向和目标并不一致。中国下一步要继续发挥作用，确实要及时从学术的角度多提一些创新的概念，不管是旧议题还是新议题都需要，比如在发展中国家待遇方面，我们现在总体上处于守势，我们要坚持，是不是还有些新的理念，可以对冲，可以攻出去。包括产业补贴的问题，有没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包括一些新议题，中国除了已经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电子商务我们也在积极参与，还有没有新的议题适应中国的发展？这都需要一些新的创意。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要克服两种心理，一是有点畏难情绪，因为新东西很难做，有时候理念要提出来、要去推广、要去研究，在谈判过程中最小有些畏难，总是先问自己“行不行”这个问题；第二是不畏强权，现在国际经贸话语体系，中国的学者在国际上有了很大的声音，但是参与度还不够，主流还是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和他们的专家所掌握，我们提一些新的理念或者新的倡议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批评，这个时候，从我们国家发展的角度，从发出中国声音、推动中国场地角度，不要怕难，有新的想法可以共同分享。新的想法提出之后，一是要进行学术讨论，二是要跟实务部门相结合，而这个网络就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能够通过分享和交流，把学术界的一些新理念提供给实务部门，实务部门能够对它进行加强，共同研究，最后形成中国声音。第二，不管是提理念还是提概念或者提新的倡议，要坚持三点，一是坚持自信，二是坚持发展，三是坚持开放的态度看问题。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体制性优势，还有非常强大的规则适应能力、自身改革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在研究未来规则的时候，除了规则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其他的综合性因素也需要考虑进去。二是要发展地看问题。对某些产业的开放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第三是开放的角度看问题。中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CTPPP，这是一种开放的理念。开放地看、细分下来看，我们对大部分CPTPP条款是能接受的，对于不能接受的条款可以通过国内的改革；也可以在谈判中与现有成员方进行谈判，通过保留或者通过延长期的方式减少冲击。研究网络要在学术和实践部门搭好一个平台，既要加强学术性研究，也要多做一些实践性研究。从政府部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来看，最需要的首先是概念，有了概念之后要推进到倡导，倡导需要有文本和提案的支撑，这些就会对政府部门、实践部门产生比较好的正向作用。

北京己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薛颖律师在发言中以标准必要专利为例，谈一下希望WTO改革能够倒逼我们国内的一些制度改革。另外，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共服务平台。现在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时候就更需要学者、政府有更多的学术智慧和治理智慧，去分辨出到底哪些是我们国家产业安全必须做的限制，哪些其实跟这个关系不是很大，不是我们的数据就绝对不能往外流。像我们这样的律所，随时可以覆盖各行各业的企业，不管是从现实情况的信息收集也好、情况收集也好，需要找一些事实依据，我们相对来说看微观层面看得更宽一点，各行各业都有，律所可以从知识产权角度、数据角度，甚至环保、公司法、投资的角度来做这样一些贡献。

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总顾问易小准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今天这个会开得非常好，后面的发言变成了研讨会，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不同的议题可以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大家都会从中受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希望大家把这个平台用好，把我们各自的研究水平更上一个台阶，同时也能助力我们的国家、助力我们的企业在今后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更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