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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新闻
我院成功举办第十三届WTO与中国学术年会
2014-12-24
2014年12月18日，第十三届WTO与中国学术年会在我校成功召开。本届年会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联合主办。来自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国内外科研院所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上午9时，年会正式开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Ricardo Melendez-Ortiz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贸易事务公使衔参赞Catherine Webb先后致辞，并对我院致力于开展WTO领域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努力给予积极肯定。开幕式由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主持。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沈丹阳指出了亚太经济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发源地、增长地，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利用新的统计体系，有效实现互联互通，亚太经济能为重塑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巨大的推力。他进一步描绘了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战略蓝图描绘的发展图景：推动对外开放、经济体数据连接、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作用、发展中经济体更好的参与、帮助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改善投资环境、贸易便利化、增强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公私合作以及加强国际组织合作。
商务部世贸司谈判副专员李毅红首先总结了多哈回合一波三折的谈判背景。她表示各方对推动多哈谈判完成有共识，2015年仍围绕2014年的两个工作开展。后续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谈判授权、谈判范围、谈判雄心水平、谈判模式以及谈判顺序等。多哈回合是中国加入WTO后参与的第一个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我国非常支持多哈谈判。下一步中国参与后巴厘工作计划的总原则是坚持多哈回合的谈判授权不能改变、谈判要平衡何方利益、以往的谈判成果不能放弃等原则，并且要能做到灵活务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从从愿景到行动、联合战略研究、自贸区高水平、路径选择、助力WTO多边贸易体制等五个方面对FTAAP，即亚太自由贸易区进行了说明。“多边和区域两个轮子如何动？”。他认为；两者应该进行互动，并且相互吸收、趋同。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我们应该启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此外，他简单说明了包含目标、范围、时间表、研究内容等的关于FTAAP的一项可行性的联合战略研究。此外，他指出，FTAAP不仅仅是狭义范畴的自由化。它将是全面的、高质量的，并且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他强调FTAAP扮演的角色是垫脚石，绝不是绊脚石。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就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美国走向地区主义的动因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多哈谈判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全球力量转移，美欧争夺新规则的话语权、制定权等原因使得美国转向区域主义，而这将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多管齐下’”。他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个更大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能够对中国未来战略选择起到指导性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黄勇指出，近年来中国反垄断执法受到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其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加深入。“6年半的执法过程中，各种问题频频出现，这就要求不断回顾反垄断法的立法本意”。他认为，围绕中国反垄断法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明；二是尽管反垄断法是国内法，但有域外管辖权利；三是审查竞争规则的时候，是否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中美BIT谈判的国际背景是跨国资本流动的风起云涌”，商务部条法司处长蒋成华指出，中国一直在考虑如何引入外资、管理外资，但现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投资东道国，而是一个双料大国，我们企业目前要求的，除了一个投资保护的规则，还要一个能够帮助投资市场开放的规则。“中美BIT是国际投资领域的世纪谈判，堪比中国‘入世’”。他认为中美BIT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这是投资领域谈判首次承诺准入前国民待遇，首次采用负面清单模式，首次引入21世纪新议题，未来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投资协定样板。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简单介绍了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在外资问题上引发的新一轮争议：舆论对外资负面作用的质疑增强。他就“进口是否还要坚持开放与跨国公司合作”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我们需要理论创新，不要纠缠于外资企业姓中还是姓外的争论；需要战略提升，发挥全球公司在新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需要战术调整，谨慎防范趋利避害；需要政策落实，给予国民待遇优惠政策。他对跨国公司的建议是制定全球战略、调整占率、抓住中国机遇，管制上注重中国市场管理本土化，并重视全球责任。
“TISA对于诸边来说是坏的模型”，ICTSD高级研究员Johannes Bernabe认为TISA的未来能否实现多边化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虽然谈判代表给出的答案是确定的，但如何实现，怎么实现依旧不明晰。服务业谈判主要是围绕市场准入以及国民待遇，但谈判的另一个支柱是有关规则的谈判。“但非TISA成员怎么办？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必须接受起草过程中他们没发生任何作用的协议文本”。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出口国家小组、第四模式小组、海事服务小组等工作小组来积累实践经验。中国需要回答，“在部门和诸边，中国是否希望发挥领导作用”。
WTO秘书处参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外聘教授王晓东认为ITA是诸边谈判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其特点是成员增加速度快，并涵盖所有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覆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97%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为何ITA2.0成功？他指出开放、灵活、规模效应是主要原因。ITA的成功是否能在其他行业复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信息技术行业的特殊性。但其他行业可以借鉴的是“‘求大同存小异’，让步适用于还未加入的国家，并给各成员充分解释的灵活性”。他还指出，ITA为中国IT行业发展有很大贡献，中国IT行业已经具有良好的市场份额优势。
“现代经济就是服务业经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认为，服务贸易很需要多边的谈判。但多边服务谈判进展缓慢，区域的服务贸易谈判比较活跃。新一代服务贸易规则大多是区域规则。“服务谈判主要是市场准入，TISA目的是整合所有国家PTA最好的服务方面的承诺”。她认为，发达国家的需求是推行更广更深的市场开放，而发展中成员国对于市场开放则比较谨慎。中国一直想加入TISA，但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TISA谈判成员中，欧盟、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加入。美国、日本、加拿大则持反对意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指出，GPA是发达国家发起并组成的协议，虽然大多数协议都成功地多边化，但是GPA还是一个少数人俱乐部，并未真正多边化。他认为，GPA的核心问题是国内规制或边境后措施。“边境后措施的贸易效应有多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指出，当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方法估计边境后措施的协调对贸易的贡献。很多时候，都仅凭理论和经验。“从经济或贸易的角度看，中国暂时不需要特别紧迫地加入GPA”。他认为从中国角度来看，大多数外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是开放的。“加入GPA，是一种以开放促改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获得现实的贸易利益”。他认为中国加入GPA的主要障碍来自国内制度，也即国有企业以及中国政府制度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定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经济合作与非经济合作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利用既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优势的关系以及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的关系等七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曲解，因为这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重要举措，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行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指出未加入WTO的大部分国家分布在全球版图的西亚和非洲。但这些都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的合作伙伴。中国对区域合作有着中国智慧式创造性的贡献。不仅仅是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全方位平台，东西南北。涵盖了投资、贸易等等。这种“中国倡议”的特点是方式开放包容，机制与非机制相结合，并且是空间开放包容的。他将此总结为“中西结合疗效好”。开放的形式包容了复杂的成员成分，且其关系相辅相成，而机制合作正如同西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Constantine Michalopoulos指出中国受到很多反倾销调查，并且95%的反倾销调查都集中在货物贸易。“通过对受到反倾销调查数目以及贸易量对比分析，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他指出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低于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量应有的比例，并且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发起调查的行动也是低于一定比例的。他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阵营的。但在巴厘之后，建议中国借发展中国家做出一系列努力，并从欠发达国家那里得到帮助。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向韩国一样，在关税、结算、海关合作等重要领域尽快作出承诺，从而受益。此外，他认为，中国需要多边和区域并行不悖，新常态意味着更多多边的合作。
“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人开发的，是外国人为了买中国的东西开发出来的一条来中国购物之路。现在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去”。 耶鲁全球化中心主任Nayan Chanda首先阐述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丝绸之路对欧洲罗马帝国的影响。他认为新丝绸之路的倡议可能会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谁来建立规则？南海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使得丝绸之路是很难推行的。二是中国投资制造业的计划，即转移高污染的产业。很多国家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并不欢迎这些污染。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能源以及材料的环境问题。四是丝绸之路中的文化包容和文化同化的必要性。
上午9时，年会正式开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孙振宇、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Ricardo Melendez-Ortiz和英国驻华大使馆经济贸易事务公使衔参赞Catherine Webb先后致辞，并对我院致力于开展WTO领域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的努力给予积极肯定。开幕式由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主持。
本届年会以“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世界贸易体制新发展”为主题全面展开，包含主旨演讲、“WTO、多哈回合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战略”、“在华跨国公司面临的新挑战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前景”、“中国在部门和诸边谈判中的利益和立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丝绸之路和南南合作”等五个环节。专家们发言精彩，见解深刻，讨论热烈。
主旨演讲：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世界贸易体制新发展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隆国强、沈丹阳分别以“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考”、“ 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对中国的意义”为主题进行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表示，当前要充分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他认为，中国目前处在一种“三期”状态，即金融危机调整的修复期、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构造期、比较优势转换期。中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新目标应当使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加速中国结构升级，并且能够适应中国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参与世界贸易体制新的架构过程中，我国需要兼顾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利益需求，引导规则治理，平衡处理中国利益与国际利益。 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沈丹阳指出了亚太经济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发源地、增长地，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利用新的统计体系，有效实现互联互通，亚太经济能为重塑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巨大的推力。他进一步描绘了APEC全球价值链合作战略蓝图描绘的发展图景：推动对外开放、经济体数据连接、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作用、发展中经济体更好的参与、帮助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益、改善投资环境、贸易便利化、增强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公私合作以及加强国际组织合作。
第一节：WTO、多哈回合和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战略
第一节主题演讲中，Ricardo Melendez-Ortiz、李毅红、赵忠秀、王勇分别以“WTO、多哈回合以及中国的选择”、“ 后巴厘工作计划制定”、“ FTAAP：北京路线图的起点和终点”、“ 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为主题进行发言。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总裁Ricardo Melendez-Ortiz认为，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经济格局，但依旧沿用旧的贸易规则，并且才刚开始尝试用新的谈判方式对待新议题。他指出，未涵盖全球价值链、生产全球化等新的问题，是多哈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之后，他就TISA 谈判、环境产品协议谈判、高科技产品、制造业的服务化等具体问题，阐述了各领域谈判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他认为，我们应当跨过多哈的障碍。但“巴厘岛一揽子协定”后谈判该如何继续尚未可知。商务部世贸司谈判副专员李毅红首先总结了多哈回合一波三折的谈判背景。她表示各方对推动多哈谈判完成有共识，2015年仍围绕2014年的两个工作开展。后续谈判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谈判授权、谈判范围、谈判雄心水平、谈判模式以及谈判顺序等。多哈回合是中国加入WTO后参与的第一个多边贸易谈判，因此我国非常支持多哈谈判。下一步中国参与后巴厘工作计划的总原则是坚持多哈回合的谈判授权不能改变、谈判要平衡何方利益、以往的谈判成果不能放弃等原则，并且要能做到灵活务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从从愿景到行动、联合战略研究、自贸区高水平、路径选择、助力WTO多边贸易体制等五个方面对FTAAP，即亚太自由贸易区进行了说明。“多边和区域两个轮子如何动？”。他认为；两者应该进行互动，并且相互吸收、趋同。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我们应该启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此外，他简单说明了包含目标、范围、时间表、研究内容等的关于FTAAP的一项可行性的联合战略研究。此外，他指出，FTAAP不仅仅是狭义范畴的自由化。它将是全面的、高质量的，并且涵盖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他强调FTAAP扮演的角色是垫脚石，绝不是绊脚石。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就美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美国走向地区主义的动因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多哈谈判停滞不前，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全球力量转移，美欧争夺新规则的话语权、制定权等原因使得美国转向区域主义，而这将对全球贸易造成重大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多管齐下’”。他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是一个更大的国际经济合作框架，能够对中国未来战略选择起到指导性作用。
第二节：在华跨国公司面临的新挑战及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前景
本节主题演讲中，裴长洪、黄勇、蒋成华、王志乐分别以“ 国际经贸规则的未来趋势和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 投资协定谈判的进展和思考”、“创新跨国公司理论积极推动对外开放” 为主题进行发言。
“2015年全球经济可能略有好转，但是无法改变复苏不振的势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指出，贸易原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连续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他认为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复苏缓慢和全球性的通缩，经济全球化的传统动力减弱，新动力尚在酝酿之中。中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是规则的变化，和培育新的增长点。“2015年，美国很可能和TPP伙伴达成一个框架性协议。因为TPP是奥巴马为数不多的政治遗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黄勇指出，近年来中国反垄断执法受到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其技术性和专业性更加深入。“6年半的执法过程中，各种问题频频出现，这就要求不断回顾反垄断法的立法本意”。他认为，围绕中国反垄断法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证明；二是尽管反垄断法是国内法，但有域外管辖权利；三是审查竞争规则的时候，是否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
“中美BIT谈判的国际背景是跨国资本流动的风起云涌”，商务部条法司处长蒋成华指出，中国一直在考虑如何引入外资、管理外资，但现在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投资东道国，而是一个双料大国，我们企业目前要求的，除了一个投资保护的规则，还要一个能够帮助投资市场开放的规则。“中美BIT是国际投资领域的世纪谈判，堪比中国‘入世’”。他认为中美BIT具有深刻的意义，因为这是投资领域谈判首次承诺准入前国民待遇，首次采用负面清单模式，首次引入21世纪新议题，未来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投资协定样板。
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简单介绍了外商在华投资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在外资问题上引发的新一轮争议：舆论对外资负面作用的质疑增强。他就“进口是否还要坚持开放与跨国公司合作”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我们需要理论创新，不要纠缠于外资企业姓中还是姓外的争论；需要战略提升，发挥全球公司在新发展阶段的积极作用；需要战术调整，谨慎防范趋利避害；需要政策落实，给予国民待遇优惠政策。他对跨国公司的建议是制定全球战略、调整占率、抓住中国机遇，管制上注重中国市场管理本土化，并重视全球责任。
第三节：中国在部门和诸边谈判中的利益和立场
本节主题演讲中，Johannes Bernabe、王晓东、石静霞、屠新泉分别以“TISA谈判”、“ ITA扩围”、“ 服务贸易进展”、“ 中国加入GPA协议的迫切性探讨”为主要内容进行发言。“TISA对于诸边来说是坏的模型”，ICTSD高级研究员Johannes Bernabe认为TISA的未来能否实现多边化仍有很大不确定性。虽然谈判代表给出的答案是确定的，但如何实现，怎么实现依旧不明晰。服务业谈判主要是围绕市场准入以及国民待遇，但谈判的另一个支柱是有关规则的谈判。“但非TISA成员怎么办？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必须接受起草过程中他们没发生任何作用的协议文本”。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加入出口国家小组、第四模式小组、海事服务小组等工作小组来积累实践经验。中国需要回答，“在部门和诸边，中国是否希望发挥领导作用”。
WTO秘书处参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外聘教授王晓东认为ITA是诸边谈判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其特点是成员增加速度快，并涵盖所有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覆盖范围很广，涵盖全球97%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出口额。为何ITA2.0成功？他指出开放、灵活、规模效应是主要原因。ITA的成功是否能在其他行业复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信息技术行业的特殊性。但其他行业可以借鉴的是“‘求大同存小异’，让步适用于还未加入的国家，并给各成员充分解释的灵活性”。他还指出，ITA为中国IT行业发展有很大贡献，中国IT行业已经具有良好的市场份额优势。
“现代经济就是服务业经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石静霞认为，服务贸易很需要多边的谈判。但多边服务谈判进展缓慢，区域的服务贸易谈判比较活跃。新一代服务贸易规则大多是区域规则。“服务谈判主要是市场准入，TISA目的是整合所有国家PTA最好的服务方面的承诺”。她认为，发达国家的需求是推行更广更深的市场开放，而发展中成员国对于市场开放则比较谨慎。中国一直想加入TISA，但美国认为中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TISA谈判成员中，欧盟、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加入。美国、日本、加拿大则持反对意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指出，GPA是发达国家发起并组成的协议，虽然大多数协议都成功地多边化，但是GPA还是一个少数人俱乐部，并未真正多边化。他认为，GPA的核心问题是国内规制或边境后措施。“边境后措施的贸易效应有多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指出，当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方法估计边境后措施的协调对贸易的贡献。很多时候，都仅凭理论和经验。“从经济或贸易的角度看，中国暂时不需要特别紧迫地加入GPA”。他认为从中国角度来看，大多数外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是开放的。“加入GPA，是一种以开放促改革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获得现实的贸易利益”。他认为中国加入GPA的主要障碍来自国内制度，也即国有企业以及中国政府制度问题。
第四节：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新丝绸之路和南南合作
本节主题演讲中，李向阳、张建平、Constantine Michalopoulos、Nayan Chanda分别以“‘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 ‘中国倡议’之‘一带一路’”、“ 希望背后的重重困难”、“ 中国的丝绸之路：新与旧”为主要内容进行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定位、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经济合作与非经济合作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利用既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优势的关系以及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的关系等七个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将“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曲解，因为这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重要举措，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行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室主任张建平指出未加入WTO的大部分国家分布在全球版图的西亚和非洲。但这些都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的合作伙伴。中国对区域合作有着中国智慧式创造性的贡献。不仅仅是区域合作模式的创新。全方位平台，东西南北。涵盖了投资、贸易等等。这种“中国倡议”的特点是方式开放包容，机制与非机制相结合，并且是空间开放包容的。他将此总结为“中西结合疗效好”。开放的形式包容了复杂的成员成分，且其关系相辅相成，而机制合作正如同西药。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Constantine Michalopoulos指出中国受到很多反倾销调查，并且95%的反倾销调查都集中在货物贸易。“通过对受到反倾销调查数目以及贸易量对比分析，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他指出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低于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量应有的比例，并且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发起调查的行动也是低于一定比例的。他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阵营的。但在巴厘之后，建议中国借发展中国家做出一系列努力，并从欠发达国家那里得到帮助。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向韩国一样，在关税、结算、海关合作等重要领域尽快作出承诺，从而受益。此外，他认为，中国需要多边和区域并行不悖，新常态意味着更多多边的合作。
“丝绸之路并不是中国人开发的，是外国人为了买中国的东西开发出来的一条来中国购物之路。现在的丝绸之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去”。 耶鲁全球化中心主任Nayan Chanda首先阐述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与丝绸之路对欧洲罗马帝国的影响。他认为新丝绸之路的倡议可能会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谁来建立规则？南海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使得丝绸之路是很难推行的。二是中国投资制造业的计划，即转移高污染的产业。很多国家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并不欢迎这些污染。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能源以及材料的环境问题。四是丝绸之路中的文化包容和文化同化的必要性。
年会议程满满，发言嘉宾畅所欲言、观点精辟、语言幽默，参会者纷纷表示本届年会抓住了中国经济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诸多新动向，“带来了很多关键的信息，很有收获”。
WTO与中国学术年会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于2002年发起，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WTO专门论坛之一。诚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执行院长屠新泉在结束词时总结：“学术观点的聚会总是让人们激动，感谢大家对我院年会的持续关注，我们来年再会”。
会议相关报道链接：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2/22/c_1113735770.htm
中国日报——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gjcj/2014-12-23/content_129304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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